运动的前奏——竭力“箍桶”

　　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精神迅速逐级往下传达。按照广西区党委的部署，桂平县委于是年11月30日开会部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桂平是广西第一个人民公社——先锋公社（今寻旺乡）的诞生地。在经历了四年时间的实践检验之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弱点业已暴露无遗。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桂平县农业生产每况愈下，社员食不果腹，农村人口连续三年下降。这使许多农民对农业集体化道路完全失去了信心，不少人退出人民公社搞“单干”，有的大队、生产队由于闹退社的人很多，已经频临解体。形势十分严峻，以至于县委在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特别强调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以坚定农民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同时确定运动的重点是整顿“三类队”，也就是退社闹单干闹得最凶的大队、生产队。

　　此后，县委在县直、各区和公社抽调数百名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队，分赴各公社，选择一批“三类队”开展社教工作。工作队进村后，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号召社员群众热爱集体经济，以实际行动爱护人民公社；另一方面对闹退社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采取强制措施，比如集中他们办“学习班”，提高思想觉悟、表态重新入社才让回家，甚至把一些带头闹退社并且煽动别人闹退社的人囚禁起来。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社教工作难度之大，比之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工作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当时社教工作队有人把社教运动戏称为“箍桶”。就是说当时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就像一只烂了的木桶，社教工作队的任务，就是把这只烂了的木桶重新“箍”好。然而“箍桶”之难难于上青天，因为这时集体经济已完全丧失了吸引力，不少农民尽管在“学习班”上表了态要重返人民公社，但是在三两天后又偷偷地一个人干自家的活重新搞单干了。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年时间，到1963年7、8月间夏收夏种时，在高压态势下，全县退社单干风才基本煞住，烂了的木桶总算重新“箍”好，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总算勉强维持住了；虽然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始终徘徊在人民公社的大门外。

运动的进程——虎头蛇尾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突出强调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说法，认为必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以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这为以后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教运动作了理论准备。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又称“二十三条”），规定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衡量社教运动搞得好与坏的重要标准；同时指出看待干部应一分为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但是文件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我国城乡都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且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为全国包括桂平县在内的“四清”运动定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调子。

　　在全国来说，农村社教运动起初以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的“小四清”为主要内容；城市则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但是到1965年8月桂平“四清”运动开始时，全国城乡社教运动的内容不断上纲，都发展到了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等四个方面，所以运动统称为“四清”运动。

　　1965年8月22日，桂平县“四清”运动正式开始。“四清”工作由县“四清”工作总团领导，县城和各区设分团。总团工委书记何奎（玉林地委副书记）、副书记岳平（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都是自治区、地区派来的。县委从县直、各区抽调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配合自治区、玉林地区派来的干部共3500多人，组成“四清”工作队，分赴县直单位和各区、各公社、大队开展“四清”工作。

　　8月底，县城第一批“四清”先在县直党群政法、工业交通、财贸、文教战线各单位进行。工作队进单位后，通过发动群众（本单位的干部职工）揭发单位领导及本单位的“四不清”问题。单位原有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四不清”问题，单位业务工作交由“四清”工作队物色选定的积极分子组成的领导小组主持。在此基础上，将原有的领导干部分类排队，分期分批安排他们“上楼洗澡”（交待问题），表现好的可以获得“解放”，通过“三结合”参加领导小组。当时对领导干部的审查极为严格苛刻，实际中造成了“打击一大片”的客观效果。据笔者事后了解，县直第一批“四清”单位共有领导干部444名，运动第一阶段被排为好的、较好的一、二类干部仅有16人，占总数的3.6%；96.4%的领导干部被排为问题较多或问题严重的三、四类干部。

　　同年9月上旬，农村“四清”运动正式展开。工作队进村后，原有的大队、生产队干部一律“靠边站”，工作队通过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发现和培养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由下而上逐级组成生产队贫下中农小组、大队贫下中农代表会、公社贫下中农委员会，作为领导“四清”运动的权力机构；同时发动社员群众由下而上层层揭发原有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在此基础上，将原有干部分类排队，令其逐个交待问题，然后根据各人的问题性质和交待问题态度的好坏，或予以“解放”，让其参加新的领导班子，或责令其继续检查交待问题，或发动群众进行批判斗争。

　　10月，全县50个公社先后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对公社、大队的“四不清”干部进行揭发和批判斗争。

　　到11月中旬，农村“四清”运动首批安排“上楼洗澡”的公社、大队、生产队8389名一、二类干部中，有5345人（占总数63.7%）获得“解放”。随后，各公社分别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对公社、大队的三、四类干部进行批判斗争。

　　1966年5月中旬，县城“四清”首批铺开的党群政法、工业交通、财贸、文教战线的“四清”工作基本结束。运动中被清查的干部共有2489人，其中领导干部182人，经揭发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46人，应赔退人民币共21万多元；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行政处分和法办的共68人。

　　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来势汹汹的“四清”运动，最后竟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突然来临而草草收场。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正式开始。人们不难从中央文件中嗅到一股浓浓的火药味。桂平“四清”工作总团工委闻风而动，于6月12日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小组”。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桂平的工作重心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突然转向了“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于是草草结束。10月底，“四清”工作总团对运动中各类案件匆忙作出处理，全县共清出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贪污款781万多元，粮食180万公斤。也许是受到《五·一六通知》中透露出来的某种政治信息的影响，运动中全县因“四不清”问题而被划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干部，竟多达2132人！

运动中的几件事——永远难忘

　　坚持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 “四清”工作队在进村之前，要先统一物色好“三同”对象，以便进村后分别住到他们的家中去，与他们同食、同住、同劳动，把他们作为积极分子来培养，又通过他们发现和培养更多的积极分子。这样阶级队伍不断扩大，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就可以落到实处。

　　记得笔者当年参加工作队到金田公社龙塘大队搞“四清”，住户是乐堂村一个中年贫农，父母早死，无人管教，虽穷得响当当，却养成了“好食懒做”的坏习惯，又不善于安排家庭生活，因而日子过得极为艰难，30多岁了依然是光棍一条。卧室里一张大木床，却连 子也没有，也没有棉胎，只有一张破被单。工作队进村时正值冷空气入侵，夜里寒风嗖嗖，身为工作队员的我，只好将自己带去的被铺蚊帐与他共用，两人共睡一床，“同床共枕”直到离开。其中多少尴尬，可想而知。

　　而令我更为尴尬的是，尽管苦口婆心地做了不少工作，而我的这位房东依然我行我素，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并不把“四清”运动当一回事，直到工作队进村半个月后，他才串联到了两个积极分子，远远落在工作队其他队员的房东后面。原因十分简单，最穷最苦的人，不一定就能培养成为积极分子，就拿我的这位房东来说，他并非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在群众中没有什么威信，所以乐意听他的话积极投身“四清”运动的人自然不多。正因如此，运动初期工作队集中开会汇报工作时，我往往是最后一个发言，尽量避免大家对我的工作的过分关注。

　　抓阶级斗争开路 象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许多政治运动一样，“四清”自始至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队进村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阶级斗争开路。做法是先在干部群众中调查了解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看看阶级敌人具体来说就是“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都有些什么破坏活动，比如他们说了些什么话，即使是生产生活上的一般话语（例如“今年天旱地硬，犁田晒冬有困难”等等），也要上纲上线，说成是“阶级敌人蓄意破坏生产”，这样就可以借题发挥召开斗争会了。如果一时间确实找不到“五类分子”什么把柄，就是说看不到他们有什么明显的破坏活动，那也不要紧，说明阶级敌人“假装老实”，而这正好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动向”，工作队照样可召开斗争会，把“五类分子”集中起来，训示一番，警告他们不要乱说乱动。现在看来，这自然是十分荒唐而极之滑稽的事情，而在当年“四清”运动中，却是普遍如此，无一例外。

　　一个“活学活用”的典型 “四清”运动期间，桂平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一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1965年秋，金田公社龙塘大队有个叫张超群的初中毕业生回乡务农，“四清”工作队发现此人勤劳朴实而且十分听话，认为是个好苗子，于是要我培养她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典型。我手捧《毛主席语录》找到张超群，有针对性地同她一起学习了十几条毛主席语录。张超群心领神会，如有所悟。她父亲在生产队里当了好几年会计，或多或少有些“四不清”问题。经过张超群与他一道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这位勤劳朴实的生产队干部果然提高了思想觉悟。他对工作队队长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过去我多吃多占生产队的钱、粮和工分，是不对的。我要用实际行动来改正。”他带头交待了自己的“四不清”问题，并且很快获得“解放”。

　　现在看来，象这样的“活学活用”显然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并不值得提倡。但在当时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形势下，这样的“好典型”都是打起灯笼也难找得到的。因而经过工作队逐级往上汇报后，很快便引起了县“四清”工作总团和县委的注意。张超群是个青年民兵，她的事迹经过县人民武装部、玉林军分区、广西军区、广州军区等各级军事机关的大张旗鼓宣传，很快闻名桂平全县、全广西以至两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面红旗就这样树起来了。当时有人认为，“张超群”这个名字不太符合党的群众路线的要求，一个决心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人怎么可以“超群”呢？张超群根据“群众”（实际上是某些领导）意见改名为“学群”，以示向群众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于是又引来了一片赞扬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张学群先后被“三结合”为金田公社革委会和桂平县革委会副主任，闻名远近。

　　如此“走资派” “四清”运动后期，桂平县总共划出了2132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数量之多，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走资派”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笔者依稀记得，当年龙塘大队就划了两个“走资派”。一个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他有一手祖传的木工绝活，往往在夜里替人做些家具，有时甚至把生产队仓库做他的木工场，收入相当可观。运动中有人揭发他搞“野马副业”，走资本主义道路。“四清”工作队据此给他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另一个是生产队长，是个种田能手，经常在自留地里种淮山，挑到市面上出售，每年可赚好几百元钱。钱比别人多，生活比别人强，左邻右舍无不眼红得流口水，因此也被划为“走资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