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韩军“新语文教育”的人文精神

寻旺一中  廖小龙

    4月中旬，著名“新语文教育”专家韩军老师来到广西柳州讲学，跟广西各地语文教师互动交流，所到之处引爆了“新语文教育”理念，带给语文教师震撼性的认同感。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以韩军老师为代表的“新语文教育”作为一个教学“流派”，它也具有“时代性”。它所大力提倡的东西，往往针对某种时弊，因而它常常不可避免地以矫枉过正的姿态出现，尽管这“矫枉过正”之处恰恰成为引人注目、使人心潮激荡的“看点”。

    我们要以宽容的心态挖掘“新语文教育”教学流派中的合理成分，同时自然应当对其中难以避免的偏颇之处进行冷静的思考。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方能心平气和地对一个“教学流派”进行客观的剖析并能“择其善者而从之”。

    韩军老师的新语文教育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两个反对”即反对“伪圣化”、反对“技术化”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在语文教育内容的界定上，“人文精神”是韩军老师反对“伪圣化”的武器，韩军老师这个年龄段的人，从文革中过来，对极左政治深恶痛疾，韩军老师反对把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强加到语文教育头上，反对用一套“群性话语”、“公共思维”模式，“钳制师生丰富多元的精神方式、说话方式，压抑精神自由”；另一方面，在语文教学的操作方法上，“人文精神”也是韩军老师反对“技术化”的武器，韩军老师反对“用工业化的技术手段来肢解文学作品”，“用所谓的几课型、几步法来简化语文教育的艺术”。

    由此可见，人文精神是韩军老师“新语文教育”理论体系中很重要的理念。

    先分析反对“伪圣化”。相对于“神圣与崇高”，韩军老师自然更推崇“平实与真诚”。韩军老师强调平实与真诚本来没有问题。韩军老师反对语文教育政治化，反对对文学作品的解析贴政治标签。韩军老师认为，五四后，中国总体的社会文化主潮就是“一切要致用”、“一切要实用”。建国前，是民族救亡图存、军事政治斗争之用，建国后，是经济建设、富民强国、阶级政治斗争之用。通观多套中小学语文课本，选入课本作为教材的，几乎全部或是“阶级斗争”、或是“民族斗争”、或是“政党斗争”之用的。韩军老师认为，以上这些，跟百年来中国人“民族救亡复兴”的巨大思想压力和精神压力有关，跟当政者在“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的大旗下，禁锢个人精神自由和情感自由、禁绝个人志趣的伸展有关。韩军老师这些带有明显的情绪化色彩的主观论断，导致其连“神圣、崇高”之类的真正体现人文精神的语汇都被置于次要的地位甚至被贴上“伪圣”的标签。偏激的论断自然难以令人信服。

    再分析反对“技术化”。韩军老师强调文学作品语言的高超艺术对形成人的语言能力的突出作用是正确的，但韩军老师拒绝对文学作品进行“解构”、“重构”，进行“细碎”的分析。事实上，韩军老师在他的《“新语文教育”三环节语言强化》章节中也同样开出了完全属于“技术化”的“药方”：“以语言为核心的联比教学法”，并细分出多达6个要点，指导师生对文学作品进行“细碎”的分析，还说道：“语文课容易上成文学欣赏课、语言知识课、逻辑思维课、思想政治课。我认为，这些都没有把握住语文教育的本质，语文课应该特别注重有效的语言文字的训练……”韩军老师论述上的矛盾，也让人对他的人文精神不得其解。这就是韩军老师语文教学思路的矫枉过正倾向。韩军老师把一定历史时期社会人文精神的缺失全部归结为语文教育的失败；相应地，他提出“由应用为本到精神为本的观点”。

韩军老师在“新语文教育”思想方面的种种矛盾或偏颇之处，其实正从深层次反映出当时的语文学科“工具性”、“人文性”争论的种种矛盾。现在，语文新课程标准将“工具性”和“人文性”平等地录入，新课标给语文课程的定位已经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了。

    客观评价韩军老师的新语文教育思想，使其人文精神的思想在语文教育中获得一个恰当的定位，有利于语文新课程标准的具体实施。（责任编辑李毓辉）